“乡贤”一词，《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乡里中德行高尚的人。”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一些在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乡里公共事务中贡献力量的乡绅或乡贤之士，也都被称为“乡贤”，由此而形成了乡贤文化。乡贤文化是根植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曾为中国社会的稳定、中华文明的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集中体现在建设乡村、改善民生、谋利桑梓等方面的群体追求和故乡情怀。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农村为主体的社会，每个地方都有自己乡贤，他们或以学问文章，或以吏治清明，或以道德品行而闻名。这些最容易引起当地人们的认同感，增强了地方社会的凝聚力。他们中有的人走出家乡，在外面发达之后，仍然与家乡保持密切的联系，并关注家乡的发展，为家乡出谋划策。即便是没有担任过官职的乡贤，他们在地方上也以其特有的身份、地位，维持乡间社会的礼仪和秩序，教化乡里，为一方百姓造福。

乡贤文化与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这样一个阶层，在乡村社会实践儒家的“进亦忧，退亦忧”的理念，传承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维系着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秩序。他们在地方上热心公益，保家卫国，造福一方；推行以儒家为主的社会价值观，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可以说，中国传统乡贤文化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极其珍贵的思想资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丰富的含义，但我们今天只谈“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四个关键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基本规范和要求。从乡贤文化来看，其中也包含着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相同的终极追求。

简而言之，“善”首先是个体最重要的道德修养。孔子说：“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孔子在后世被称为“大成至圣先师”，对整个东方文化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但是在当时，他只是春秋时鲁国曲阜地方的一个乡贤。今天我们如果以国际的视野来看，儒家之于中国，孔子则为圣贤。他的各种品质的塑造，与其自身对于“善”的培养分不开。正是在“善”的基础上，促进了他自我人格的其他方面得以不断完善。

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将“友善”置于最后，是因为它是一切价值观的出发点和基础。在实际的践行过程中，则应该反过来看，即从友善出发，进而为诚信，以此为基本原则，本分行事，即为“敬业”。做到敬业，其实就是在为国家作贡献，即是爱国。这四点，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基本规范和要求。每一个个体做好了这几点，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也就很容易达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目标，那么，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就实现了。

可见，这二十四个字的逻辑关系非常明显，所以我们按照“友善、诚信、敬业、爱国”的顺序，来具体地探讨一下乡贤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

友善

一般意义上，我们所说的友善，是指对事物或者他人的一种平和而友好的情感。友爱、互助、善良、正直、宽容、礼让、诚信等都属于友善的范畴，可见，“友善”与其他道德规范的内涵是有交叉的。

传统村落中的乡约、族规和家训等，都由当地的乡贤参与制定，带头遵守。其内容都是规劝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做到友善。具体来说，包括家庭中的孝悌修身、主次尊卑、婚姻祭祀等，进而推及和睦乡邻、规避词讼、调解纠纷、严惩盗贼、保护环境等。

当时的地方官员也提倡制定乡约，促进社会和谐，并鼓励推举乡贤。明代的《南赣乡约》，就是王阳明在当地为官时撰写的。《南赣乡约》整体性纲领指出：“故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自今凡尔等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它详细规定了村民应该如何友善对待身边的亲人，并将友善的行为推及其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人与人之间和平相处，共同为乡间社会营造出一个良好的环境，于人于己都是有利的。如何才能彰显这些友善行为，最重要的是要有乡贤来领导。《南赣乡约》的具体细则第一条就说：“同约中推年高、有德、为众所敬服者一人为约长，二人为约副，又推公直、果断者四人为约正，通达、明察者四人为约史，精健、廉干者四人为知约，礼仪习熟者二人为约赞。”这个“约长”、“约副”、“约正”、“约史”、“知约”和“约赞”，就是乡贤。

一些乡贤的友善行为，特别被当地人传颂，成为他人的榜样。乡贤的名声也许不出当地，但他们所倡导的与人友善的价值观却能教化一方，甚至在人格塑造方面，发生着深远而巨大的历史影响，直至今日还在深深地影响着村民们的行为。

2013年底，在陕西省铜川市的王家砭村，一辆货车侧翻之后，橘子散落一地。村民们自发前来帮助，将25余吨橘子全部转运到另外一辆货车上，帮助司机踏上路途。通过媒体报道，王家砭村被全国知晓，其实，王家砭村与人友善的风气并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它与村里的一些乡贤的言传身教有关。比如，当时带头捡拾橘子的是热心于助人的老人朱北晨，他的品德在当地有口皆碑。1979年，村民的窑洞不慎坍塌，他及时施救；1995年，一辆装满蔬菜的小货车翻了，他组织村民帮忙把菜装上车……正是在朱北晨这些新乡贤的影响下，王家砭村才会不断地荣获“全国文明村”、“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美德在农家示范点”等大大小小100多项殊荣。

诚信

“友善”重在一个“善”字，而“诚信”则重在一个“真”字。这是传统村落文化中教导人们为人处世的两个基本原则，并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那么，什么是诚信？

张载说：“诚善于心谓之信。”班固说：“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程颐说：“诚则信矣，信则诚矣。”“诚”是“信”之根，“信”是“诚”之用。

一个人品行诚实就会讲信誉，讲信誉就是诚实，信就是诚，诚就是信，二者的基本内涵都是真实无欺。在古人眼里，诚信到底有多重要？《资治通鉴》中有一段话可以看出来：“夫信者，人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诚信首先是个人的一种品质修为，但最终能够上升到治理国家的高度。千百年来，诚信的品质在乡贤文化中代代相传，夯实了其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通过对乡贤文化的研究，我们发现处处都能显示以诚信来维系人际关系的实例。

在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凡有所成就的，大多都出身于耕读之家。他们通过读儒家经典，修身明志，通晓事理，并影响到家乡其他人。比如，湘军中的将领，基本都是起于地方，称之为“乡贤”毫不为过。出身于湘乡农家的曾国藩就是典型例子，他带领出来一大批湘军将领，在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曾国藩一生行事为人，都讲究一个“诚”字，他在《湘乡昭忠祠记》自豪地说：“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勘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与？”曾国藩从小就在父亲执教的家塾里读书，接受了正规的儒家伦理教育，奉理学为圭臬，以诚待人。他在募集湘军时，提出专用乡村朴实、诚笃的农夫，对那些油头滑面、不诚不信者，概不收用。湘军能在近代中国赫赫有名，与曾国藩这番用人的标准不可分离。他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他也教育几个弟弟说：吾辈读书，最重要的就是“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在面对出身于城市市民家庭的李鸿章时，曾国藩告诫他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唯一诚字而已。”曾国藩处处以赤诚之心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熏陶后人。故而曾氏后裔，多为国家栋梁。

在几乎所有的乡贤，在制定自己本家的家训时，都将诚信视为重要美德，并要求子孙后代能够以此为行事做人的标准。直到今天，一些传统的家族仍然认为，自己的祖先之所以能够开基立业，都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一种宝贵的品德：诚信。河南省邓城村叶家是邓城村的大户人家，其家族中在当地有影响力的人物，都可以视为乡贤。这个家族认为，诚实守信是叶家兴旺几百年的秘诀。相传叶氏来祖叶邵逸在明末清初移居于此的时候，在邓城集开一小茶馆维持生计。一日，一个山西客商在此歇息饮茶，将里面装有金银、账本文契的钱褡忘在茶馆。叶邵逸发现后，忙把包裹收好，以待客商来取。客商回头寻找时，叶邵逸将原物归还。客商深为叶邵逸的忠厚实诚感动。随后，客商以合伙做生意的名义，提供资金从山西运来货物交其销售，并资助其经营。由于叶氏忠厚诚信，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很快便成为当地大户。

这种类似的故事，在传统村落中几乎随处可以听到。它们大同小异，也许并不一定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但是，它所透露出来的信息足以表明，诚信依旧被今天的村民所普遍看重，所以才一再被津津乐道。这是一种朴实的品格，极其珍贵。我们提倡这种品格，是因为它是我们的立人之本，齐家之道，交友之基，为政之法，经商之魂。

湖南城步县长安营乡南山脚下，有一个叫“岩寨”的侗族传统村落，至今保持着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古风。家家户户的门上面，都不设锁。户主出门，门都是虚掩着。过路的客人口渴了饿了，都可以进屋喝水找吃。留不留茶水饮食钱，由客人自主。这种古老民风彰显的，是村人对人的友善和诚信。

敬业

友善和诚信主要在于对待他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怎么对待工作的问题。梁启超在《敬业与乐业》一文中说：“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头，一点不旁骛，便是敬。”他进而指出：“‘敬业乐业’四个字，是人类生活的不二法门。”对“敬业”一词，《辞海》引用朱熹的话来注解说：“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

对于普通人来说，努力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干好，就是在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传统的村落中，最重要的工作包括农业和手工业。“民以食为天”，农业耕作的重要性无需强调。按照传统的观点，“士农工商”，手工艺人的地位并不高。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手工艺人对于自己的职业也仍然非常重视。一方面，这是因为他们要靠这个行业吃饭；另一方面，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们也把自己的手艺看得非常神圣。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出现了行业神崇拜。

行业神的原型出现的时间都很早，大多是在某一个领域卓有成就的人物，有些则是该行业中的祖师爷。按照今天的观点来看，这些人在当地都是有极高的影响力的手艺人，推动了该行业的发展，其实也可以视为乡贤之一。此后，传承这些手艺的师傅，尽管没有摆上神坛，但他们依靠自己的能力，将手艺代代相传，对于当地的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一定的贡献，也应该作为乡贤来看待。抛开敬神的神秘色彩来看，对于行业神的崇拜其实就是对于自己职业的崇拜。行业神只是将自己的职业人格化了。

木工行业以鲁班为神。历史上，鲁班在生产实践中得到启发，经过反复研究、试验，发明了刨子、曲尺、墨斗等工具，是木工艺人立足本职、钻研创新的典范。木匠学徒出师时，都要在师傅的指导下祭告鲁班祖师。尽管木工都需要以自己的手艺为生，但他们的最高目标在于服务社会，做一个好木匠。不仅仅是木工，其他的行业也都有类似的出师仪式。这种出师仪式，实际上是师父向已经完成学业的弟子举行的执业授权仪式。只不过是借助于神的权威和神的监督，来使弟子明白自己这一行应具有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并以此作为自己终身的行为约束力量。敬业乐业的工匠，往往能赢得社会的尊敬，获得好的名声，成为地方上有名望的人物，甚至是那个时代的标杆。

这些传统的手工技艺人认为，辛勤付出、遵循行规和尽职尽责，方能够得神灵的护佑。诚然，行业神崇拜的礼仪多带有功利性，但正是这种现实的需求，让一代代工匠们有了行业遵循的承袭模式，从而较完整地保存了行业的内在精神，使得每一个从业者对于自己的职业有了一种自觉的操守。

“敬业”一词的意思并没有那么复杂，其精神实质其实就是“好好做事”。“把事情做好”首先必须有“好好做事”的态度。

爱国

按传统的儒学归纳，中国传统村落可以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文理想最具基础性和根本性的文化依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理想的层层递进，反映了家、宗族与国之间的同质联系。这种精神的传承，自然就离不开乡贤的努力。

乡贤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地域性和地方性。大多数的乡贤一辈子都在某个区域的乡村生活，对于当地的贡献功不可没。乡贤的爱国，实际上都始于爱家乡。张之洞曾引用《尚书》说：“爱其土物，乃能爱其乡土，爱其本国，如此则为存心良善，方能听受祖考之训。是知必爱国、敬祖，其心乃为善；若反是，则为不善也。”清末，许多乡贤参与到地方志的编撰当中来，无一不以这种“家国同构”的观念教育乡人。《南金乡土志》详细地论述了“爱国始于爱乡，爱乡始于爱家，爱家始于爱身”这样一层逻辑关系：

“中华自立国以来，除残虐时代而外，吾先民未有不爱其国者。惟立爱自亲始。爱家必先爱身，爱国必先爱乡。眷怀桑梓，万众一心，大同之景象迄今犹可想见。所惜者，世风变迁，人不古若。今或有于乡之所可爱。与乡之所当爱，以及乡之所同爱。乡之所独爱者，习焉而不见，惜然而不知。以故瞻顾流连，保持护惜之天真，遂泪没焉而不复发露。有如华屋良田，其家非易致矣。传及昏愚之子孙，往往淡而视之而不萦心。又如祖创父守，其业至难成矣。传及昏愚之子孙，往往浪以掷之而不介意。不知爱家，何由爱乡？不知爱乡，何由爱国？是皆失于教育之故也。”

加强乡人对于本乡本土各种风土人情、文化历史、地理物产等内容的熟悉，可使乡人发自内心地热爱自己的家乡，进而达到爱国的最终目的。这一时期的几乎所有乡土类型的志书，其编撰的宗旨都在于此。贵州《安南县乡土志三编》说：“国家为乡土之集体，乡土犹国家之细胞，欲引起儿童爱国心，必自乡土志始。”四川《蒲江县乡土志》说：“国，积乡土而成，爱乡土即爱国之嚆矢。”河北《赞皇县乡土志》：“中国维新，振兴学校。宗旨教人，爱国为要。爱国之道，始自一乡。”诸如此类，不能一一列举。这种观念不是某个地方的特例，而是遍及全国。

可以说，在中国的传统乡贤文化中，“爱国”是其最终的落脚点。敬祖先，重乡土，爱桑梓，培育乡土观念，成为族人、乡人、国人增强凝聚力的一种方式。因此，在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的氛围中，走出的不仅仅是一代代、一个个的举人、秀才，更是无数的将相栋梁，他们被乡贤文化所熏陶、所滋养而成长起来，由村落之所最终走向国家之殿，并最终以其丰功伟绩而受到万世敬仰。

当代大学者季羡林先生，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官庄村，对于康庄镇来说，季老无疑是当地最有名的乡贤。尽管他在故乡仅仅生活了短短的六年，但始终眷恋着故土。1994年，季老获得了北京大学特别贡献奖，在奖金没有领到手，数目也不知是多少的情况下，季老捐给官庄村一万元人民币，用来发展教育事业。他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家乡修路积极筹款。他在国内外的大城市里住了几十年，但心里割舍不下的仍是自己故乡的普通小村。爱家乡的人才会爱国家，季老以爱家乡为基础，进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研究倾注了浓浓深情。季老既没有家学渊源，也没有显赫的家族背景，从一个普通农家子弟走上了学术巅峰，与他的家国情怀不无关系。

尽管不是所有的传统村落中，都走出了类似于季老这样影响中国社会的重要人物，但是，那些村落里的普普通通的乡贤，通过自己言行的感召，同样为当地社会贡献了力量。他们默默地服务社会，造福家乡或者家人，间接也就在为国家作贡献。

新乡贤文化的重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

随着近些年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使得村落被遗弃空置。同时，如同清末民国时期，乡村文化精英出于经济等利益的考虑纷纷走出农村，定居城市。从农村走出的大学生，也很少再返回家乡。

近些年来，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积极倡导乡贤文化。《光明日报》去年推出“新乡贤·新乡村”系列报道，在全国各地发掘“新乡贤”和“乡贤文化”与新乡村建设的新闻故事、新闻人物和新鲜经验，给了我们重要启示。新乡贤的主体范围更加宽泛了，包括乡村干部、文人学者、退休官员、企业家、科技工作者、海外华人华侨等。他们视野开阔，资源广泛，对于哺育自己的家乡念念不忘。他们当年从乡村走出，经过了社会的磨砺，成为精英。如今返回故乡，或以自己毕生所集聚的能力奉献家乡建设，反哺故园。乡贤文化对于新农村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前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掘与实践表明，乡贤文化是可资利用的重要文化资源。当代乡贤在农村基层建设，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等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我们需要重建乡贤文化，在当今农村社会中呼唤新乡贤。新乡贤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有着重要的意义。

被称为“小草皇后”的长沙当代新乡贤梁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99年，她辞掉在北京的高薪职位，回到家乡创业，当起了一名在田里种草的农民。创业之初，她经常自己卷起裤管下地干活。十多年来，梁伟一直有一个“添绿自然、产业报国”的梦想。2010年，梁伟根据“万企联村、共同发展”的总体战略部署，对长沙市莲花镇立马村的8000亩土地实行整村流转，发起成立农业合作社，农民不仅可以获得租金收入、工资收入，还可以获得优先股股金分红收入。不仅如此，梁伟还带领公司对贫困户家庭进行支援帮助，收购困难户家中农产品，解决残疾人员工作问题。现在，梁伟的天泉草业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无土草毯生产、屋顶绿化和生态护坡的综合行环保企业。天泉生态草业园也成了省“同心工程”重点示范项目。

梁伟不以自己的成功为终点，同时也帮助乡里其他人致富，关爱并资助困难群体，这就是“友善”；能将产业做强做大，这就是因为梁伟身上具有“真诚”的品质和“敬业”的精神，因此而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分担国家的环境之忧并践行“添绿自然、产业报国”的创业理念，就是“爱国”。可见，在新乡贤梁伟的身上，完全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基本规范和要求。

在城镇化的浪潮中，农村优秀人才大量向城市流动，正所谓“秀才都挤进城里”，有人不禁叩问“乡贤何在”？从现实情况看，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正日益成为“新乡贤”的主体。

“乡贤文化”从某种意义来看，就是某一个地域中的优秀文化。一方乡贤，在一方乡土中的人文道德力量不可谓不大，由一乡及一县，由一县及一省，由一省及全国，所谓聚溪成流，其影响不可忽略低估。今天我们提倡“新乡贤”文化，既是在延续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也是在新时代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乡贤文化的弘扬有很强的示范引领作用，他们的嘉言懿行能够像古代的乡贤一样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并进一步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深深扎根。

责编：何文静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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