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明朝皇帝旌表的湘潭大慈善家唐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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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0-02 18:36:45
湘潭淦田唐氏在明朝出了一位大慈善家，名叫唐礼。明永乐二年（1404），湖南发生旱灾，他率湘潭族众捐谷，赈济湘潭、攸县、醴陵、衡阳四县灾民。唐礼（1392—？），字则敏，又字用和、仲和，是始祖承裕公唐佑第十四代孙，明洪武二十四年六月（1392）生，永乐年间贡士，初官江西吉水县主簿敕授将士郎，后任江西吉水知县。任期内，兴学校、息讼狱、储彀廪荒，在吉水县历有政绩。据《（乾隆）长沙府志》卷二十八《人物》载：唐礼，湘潭人，永乐时大饥，礼率族众千余家，出米谷万石，散给潭、衡、攸、醴四县之贫者，诏建坊旌之，额曰“唐氏义门”。明永乐二年（1404），湖南湘潭、攸县、醴陵、衡阳四县遭受旱灾。旱情笼罩诸县各地，造成溪涧断流，田苗焦枯，土地干坼，寸草不生，民皆饥饿，饿殍甚众。后人阎其相有诗《苦旱行》云：“五月不雨至七月，毒热蒸人头痛额；但苦毒热非苦耳，佣田之苦谁道说。”诗人江盈科描写旱情的严重，曰：“田裂烂龟甲，川枯破龙胆。银河夜夜明，望穿老农眼。”还有民谣道：“正月开始断雨脚，九月中旬才阴天。田塍干得节节断，青蛙口里吐青烟。”赤地千里，饥疫载道。据相关史料记载，湘潭百日不雨，原野如焚；攸县大旱，泉井都干枯了，饥疫载道；醴陵早死者枕藉，民间几无孑遗；衡山不雨，人民饥饿导致抢劫，葛根都被采食完了，纷纷去掘土中的白泥吃，食者多哽噎而死。明代，因荆江堵口，泥沙淤积，又围湖造田，洞庭湖面积日益缩小，蓄水、排洪能力下降，湖南易发水灾，更有旱灾。湖南旱灾还有一个特点，因湘中以种植水稻为主，如旱灾发生在夏、秋两季水稻生长期内，即使只持续十天半个月也会造成失收或减产。而如果发生在冬春两季，越冬作物不多，影响不大。湘潭、攸县、醴陵、衡阳四县旱灾发生后，唐礼率湘潭族众先是施粥。施粥的好处是可以“救死于须臾”，直接挽救垂危待毙的灾民。一则，辰时熬粥午时就可以让饥民受惠，熬三四回就可以让大家安定下来，“其效甚速，其功甚大”。再则，饥民那么多，而粮食又太少，只有熬粥一个办法，这样既不用提防奸人，也不用一户一户审查，“至简至要，可以救人”。但施粥也有它的弊端，即这种施赈方式，主要是在城镇开设粥场而没有分散到乡下去，四方饥民听说城镇有粥吃，自然马上往这里聚集，纷纷抛弃家园，不顾迢迢路远赶来喝粥。年轻力壮的还可以这么折腾，但老弱走不动。且人一多，人多粥少，难免挤踏。施粥者见粥少了，又随时增添生水，往往致疾。就是吃到了粥，灾民们每天光顾着聚在那儿等候粥场施予那两餐了，别的什么都做不了，到了夜里也不敢走远，没地方睡觉，只能随地躺下。身处秽杂之处，很容易染病。施粥只能应付数日，谷米则可以让灾民维持较长一段时日，也不像施粥那样受时间、地点的限制，较为灵活。所以，唐礼等族众改施粥为赈粮，他率领唐氏家族一千多人，捐赠谷物一万多担，直接向灾民分发谷米，赈济四县灾民，救民于水火。明成祖朱棣为旌表唐礼及唐姓族众的义举，御题“唐氏义门”四字，令知府刻石旌表。永乐三年（1405），湘潭知县奉旨在此建祠，并将坊额刻石嵌入唐则敏公祠槽门门首，坊两侧附刻碑文，表彰这种义举。清顺治十一年（1654）重建。1986年进行维修之后的唐氏义门，仍保持历史原貌。整个义门为砖石结构，宽3.67米，高6米余。门上首横额用汉白玉石镌刻“唐氏义门”四字，长1.5米，宽0.45米。横额上面分别绘《福如东海》《天官赐福》《寿比南山》三幅人物画像。门两侧亦用汉白玉镌刻联曰：恩周四县；籍隶五朝。门的左右有墙，接左右街房，右墙宽0.68米，高5米余；左墙宽1.2米，高5米余。门顶是黄色琉璃瓦盖，左右侧墙是绿色琉璃瓦盖。义门正中屋脊塑一球形飞禽，脊之两端用砖砌成无名图案，起装饰作用。宗祠房屋已改作湘潭市收容遣送站（后更名为湘潭市救助管理站，已迁出），仅头门保存完好。对“义门”典范的表彰是历代统治者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从汉代开始对“义门”大加旌表，举孝廉为官，甚而封官赐爵。一旦获得了“义门”的称号，该家族在政治、经济上可以获得特殊待遇，其社会地位也会有极大提高。“义门”在社会上产生的榜样作用，对整个社会风习和生活方式产生积极的影响。明代对义门的旌表，大多数是将“输财助官振济者”作为具有“孝义”的行为进行旌表。明初，灾荒不断，政府财力为艰，赈济不及。于是，预备积谷，临灾救济，屡屡劝分富室而行义民旌表，以企发动民间，以民救民。朝廷把义民旌表用于灾荒赈济，对有“输财助官振济者”采取了一种表扬的方法——“旌表义民”。明人有论:“永乐之赈多出仓库之羡，宣德之赈间劝富民之财。”（钱薇《承启堂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别集部第 97 册）。明朝对“输财助官振济者”的奖励、表扬是格外重视的，这对于帮助国家在灾荒中赈济灾民，在社会上提倡帮助贫苦人民都是有很大帮助的。明代对“义门”的旌表方式多为“诏旌其家为义门”，以皇帝诏令形式下达其家族被旌表为“义门”，这是一项家族的至高荣誉。“义门”就意味着多世同居，意味着需要处理父母、兄弟、子侄等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这点很为统治者所欣赏，所以累世同居的家族制生活方式一直为传统社会的统治者所推崇。明代对“义门”的旌表方式虽然减少了一些内容，但是“义门”总数却没有递减趋势，这与形成恃重礼教的社会风气有一定的关系，其原因也跟前代对义门的旌表有关。
责编：江佳峄
来源：湖湘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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