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首批客座研究员杨庆祥，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理论上获奖颇丰的他，也从事诗歌写作，出版有三本诗集，也曾获奖。此次他也受邀来衡出席《诗刊》第38届“青春诗会”。

在采访杨庆祥之前，记者在20日晚上“重新聚焦乡土，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新湘派乡土诗研讨会上，听到一位评论家在问：“现在，一些发展比较好的乡村，人们的生活特别是网络信息的接收方面跟城里几乎没有区别。面对这样的乡村，我们不禁要问，乡土诗里的乡村到底是哪一个乡村？”

因为乡土书写与近代文学的关系，研讨会上的这个疑问在杨庆祥这里，有更充分的解答和阐释。

“五四”以来的乡村书写的“现代框架”

杨庆祥认为，其实在谈到乡村的时候要做一个界定，我们是在讨论一个文学意义上的乡村，还是讨论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乡村？比如乡建，它基本上是一个社会学和国家政策层面的规划或方案。而文学意义上的乡村，讨论的是纸上的、想象中的、虚构中的、审美意义上的乡村。

杨庆祥提醒我们，自“五四”以来的文学、现代诗歌里的乡村，跟中国古典文学里传统的乡村是不一样的。“在古典文学的书写传统里面，所谓的乡村基本是审美意义上的静观，或者是作为文人主体的情志和政治理想的投射。”

 那什么是“五四”以来关于中国乡村的书写呢？杨庆祥告诉我们，“五四”以来的中国乡村书写，其实都是在现代性的改造方案框架里来展开的。所以不管是苦难式的叙述、国民批判式的叙述，还是牧歌式的叙述，背后都有改造的框架，而这个改造框架在整个“十七年文学”里面被推到极点。这样一个框架，最后在社会主义的农村建设和农村想象里达到非常高的高峰，这样一个方案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一个停滞。我们今天谈论的新乡村振兴、新的新农村建设，实际上是在试图延续这样一个谱图。

杨庆祥说，中国的乡村书写跟现实主义审美思潮密切相关。

乡村书写已发生改变

杨庆祥注意到，在目前的社会形态下，整个乡村进入完全不同的崭新的形态。新的媒介、新的技术、新的信息共享，产生了新的情感结构和新的情感认同。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长期在我们的书写中反复出现，但你会发现，现代乡村的模样、它的建构，跟我们讲的城市的模样和结构，很难做特别大的区隔。“这时，我们对于乡村的想象，我们对于乡村的书写，是不是也要发生改变？”

杨庆祥认为，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因为现代化的一个本质的规定就是可复制性和标准化，所以整个当下的乡村现代化的建设方案很难做到个性化。这是由现代化的内在性规定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书写、文学的想象变得极其重要，它可以跟我们现实的、具体的、在社会学意义上的乡村规划形成对话。

最后，杨庆祥说，在某些论述中，乡村与城市是共存的，是具有比较意义的但不是对立的，也是具有互文性的、可以互相映照对方的。“每个人的乡村、每个人的乡愁都是不一样的，这众多的不一样，最后变成我们这个时代的滚玉盘式得非常精彩的、多维度的、具有对话性的乡村，这可能是我比较关切的问题。我也期待各位作家都能写出有自己个性的乡村或者乡愁。”

责编：罗亮华

来源：掌上衡阳客户端

专题千年雁城·锦绣石鼓·青春诗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