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晓庄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也是首批湘籍党员陈公培诞辰120周年。百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当时共有58位党员，陈公培就是其中之—。一位热血湘籍青年，1920年如何走进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的创建活动，又是怎样成为首批中国共产党党员的？

　　革命志士之后

　　陈公培（1901—1968）原名陈善基，后更名陈公培，曾用名无名、旡名、吴明。他原籍是湖南长沙市东乡，现在是湖南省长沙县安沙镇宋家桥村荷叶湖。宋家桥村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渊源的村庄，村东边一座不起眼的小小宋家桥，桥旁却竖立了一棵300多年树龄的老樟树，枝繁叶茂，见证了该村落的历史变迁。该村南北系丘陵高坡。陈家老屋旧址正好位于北坡，坐北朝南。据陈氏后人回忆：陈家大院当时周边外墙足有3000余米长，临院大门旁建有吊脚楼，正屋是二层楼，各种房间数十间。有竹园、茶园、果园、菜园等。陈公培的父亲陈其殷，共有兄弟六人，他是长者。

　　陈公培出生于一个革命世家，但他生前却很少提及，我们晚辈知之甚少。2018年底，在福建省档案馆，喜出望外地寻觅到陈公培1944年1月23日写给时任福建省政府秘书长程星龄先生的信，信中提及双亲情况，真是让我如获至宝。他这样写道：“伏念家母早岁参加同盟会革命于清末，湘中革命运动无不与。培五六岁即亲承家母排满革命之教，以后因先父与蔡松坡（蔡锷）前辈为湖南时务学堂旧友，即电川相偕入滇，先父游滇督李经羲幕，与松坡先生筹划革命，家母均赞佐襄理之事。比先父副罗佩金援川，家母乃只身去武汉从事革命军救护工作。以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家母即与湘中女前辈唐琼（群）英、张汉英诸先生，纠合海内外妇女先进组织妇女参政同盟会，从事女权运动。”

　　陈公培的父亲陈其殷是清末民初的一位民主主义革命者。早年是湖南时务学堂头班生，与蔡锷、唐才质、杨树达等同班。湖南时务学堂是维新运动期间，湖南创办的第一所近代学校，它的出现是湖南维新运动中的重要大事，开启了湖南近代教育的先河。学堂任命熊希龄为提调，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1897年开始招生，在教学内容上，强调政学是治国之大道，中西并重，推行班级授课制，为维新变法培养了众多人才，致力于传播维新思想，大大转变湖南风气。据《湖时务学堂遗编》一书记载，《湖南时务学堂第一集》主要是教习对学生所提问的回答。提问学生共有28人，所提出问题共有114条。其中提问最多者为陈其殷，共14条。《时务学堂初集》卷三中，还记载了陈其殷的劄记。他在时务学堂学习期间接受了不少维新思想。1903年陈其殷曾随蔡锷等人东渡日本。同年还曾参加过黄兴领导的华兴会革命活动。1911年3月蔡锷受云贵总督李经羲之邀，到滇任职。1911年10月30日在蔡锷领导下，昆明辛亥“重九起义”爆发，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并成立军都督府（军政府）。陈其殷也跟随蔡锷到云南，参加了云南军都督府工作，并任援蜀巡按副使。1912年8月2日北洋政府任命刘揆一为工商总长，其间，陈其殷任工商部参事，1912年12月28日曾授工商部派遣，到上海调查汉冶萍公司账目财产。他在云南期间还从事过矿业开发。1916年因患淋巴结核，病故于云南。

　　母亲沈明范（1880-1944）出生于清末湖南省的名门望族，其父沈克刚曾就读于岳麓书院。沈氏祖籍为苏州太湖中的小岛洞庭西山。太平天国时期迁徙长沙。沈克刚是清末举人，先在湘辰州和祁阳任训导，后去蜀彭县和巴县任知县，兴办教育，曾任芷江沅水校经堂院长，民国总理熊希龄是他的得意门生，同时还办实业，热心开采矿业。晚年悉心慈善事业，任长沙慈善事总公所会长，又创办了长沙仁术医院，积极参与创办中美合办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后更名湘雅医科大学、湘雅医学院，现为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并出任湘雅董事会的中方董事。俗有“南湘雅，北协和”之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叔外公沈克諴（1872—1903 ），又名沈荩，是鼎鼎有名的维新派，一身正气的反清革命斗士。因公开在报刊上揭露清政府与俄国签订出卖我国东三省和蒙古领土主权的《中俄密约》，1903年7月31日被残暴的慈禧太后下旨：“著即日立毙杖下。钦此。”实在令人发指。沈荩烈士是我国为新闻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第一人，就义时年仅三十一岁。这桩惨案震惊海内外，对沈家是致命打击。外公沈克刚审时度势，认清了清政府日益腐朽与衰败，在外已很难立足，只好弃官携家人及烈士遗孤返还故里长沙。

　　在这样的家庭背景熏陶下，母亲沈明范亦成为湘中女杰，早年于清末参加同盟会革命，参与多种湘中革命运动。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她不顾家中还有一双年幼儿女，裹足的她毅然到武汉办武汉赤十字会，积极参加革命军教护工作。

　　1912年2月20日，沈明范在南京参与湘中女权运动先驱唐群英等组织的女子参政同盟会活动。3月20日上午，唐群英带领20余人列队到参议会求见林森议长，要求列席旁听，竟然遭到拒绝。唐群英等非常气愤，此刻沈明范等冲出队伍，砸碎议院玻璃窗，表示抗议。4月8日，在南京四象桥湘军公所，女子参政同盟会成立大会召开，到会3000余人，大会选举唐群英为会长和主要领导成员，沈明范在财务部任职。4月29日参政同盟会总部迁往北京。她继续从事女权运动。母亲中年孀居娘家，时刻不忘对子女的养育，仍时时关怀国事。她对长子陈公培走上革命道路，始终给予鼎力支持。陈公培在前述给程星龄先生的信中是这样描述：“（民国）十五年北伐军入湘，军阀及反对派肆力反宣传，群情惶惑，家母独排众议，表示赞助，以后并到武汉勉励培从事革命工作。以后国内多故，湘中尤为俶扰，而母亲亦因体力就衰，始雄心内敛。至九—八事起，悲愤不可退，仍勉培努力国事及闽事。然母仍时时督促之，使不懈馁。迄七七事起，培乃设法送往成都，依妹氏以居。迄诸务稍定，仍遵慈命出川。年来奔走湘赣粤桂各地……”

　　外公沈克刚十分重视对年幼晚辈的家国教育，每逢春节，子孙们都需在先烈沈荩遗像前顶礼膜拜，默默沉思，铭记先烈的遗志，奋发救国。同时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送他们到长沙著名的学校上学，陈公培和表弟沈其震先后进入长郡中学，比他们再小的男孩就读雅礼中学，女孩就读福湘女中。上世纪沈氏家族从长沙东城黄花园、席少保祠五号，到兴汉门兴汉路65号（ 现湘春东路79号），曾经走出过三代爱国的知识分子，10多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工程师、博士、教授、校长、院士、部长……他们足迹遍布海内外，他们英名永留中国近代史长卷中。

　　陈公培出生于1901年，国家外有列强入侵，内有军阀割据，社会危机四伏，他从小就深受父母及祖辈反帝反封建革命理念和实践的教诲，耳濡目染。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初创，教育改革亦在前列，长郡中学以爱国主义为思想教育总纲，制定校训“朴实沉毅”。意在激发学生热爱祖国、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壮志。1914年陈公培就读长沙市长郡中学，接受了严谨科学优良的教育，在校期间他开始接触到先进革命思想，如恽代英写的提倡勤工俭学的文章等，为他以后迅速成长为革命者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陈公培在长郡中学所用名为陈善基，是旧制1918年第十六、十七班毕业生，与他同期的同学有李富春、黄千昂、宋绍景、欧阳钦和杨开智等，陈公培和前四位同学先后都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朴实沉毅” 的长郡精神和“敢为人先”的革命精神水乳交融，共铸了长郡一代又一代人才，陈公培就是其中之一。

　　亲历创建中国共产党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使中国社会向前进了一步，但并没有能解决社会根本矛盾，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尚未完成，内忧外患愈演愈烈。辛亥革命之后，谋求中华民族彻底解放的革命志士，继续沿着崎岖的革命道路，奋勇前行。寻求革命真理，湖南革命仁人志士更是前仆后继。

　　1918年陈公培中学毕业，后入南京金陵大学学习。中学毕业前他就阅读过宣传新思想的文章，后来又受到《新青年》杂志思想影响，加之“五四”运动的启迪，于是产生了走出国门，放眼世界的夙愿，以探索救国救民的革命真谛。1919年大学一年级还未修毕，他就放弃学业，只身一人赴北京，当年秋天考入吴玉章主办的法文专修馆学习法文，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此时结识了赵世炎、鲁易等思想先进青年。

　　1919年至1920年春，一种初期的青年社会主义小组织“工读互助团”正在酝酿中。陈公培受到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影响，同时又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激励，自愿参加了王光祈发起，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在北京筹建的工读互助团。与从浙江前来的青年精英俞秀松、施存统相识在第一组。该组设在骑河楼斗鸡坑7号，共有15名团员，他们是章铁民、张树荣、吴名世（陈公培）、孟雄、焕业、施存统、秀松、党家斌、俞鸿、周方、彬然、百棣、张伯根、仰煦、周昌炽。

　　工读互助团的宗旨是“本着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团员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该团规定：第一，团员须每天工作四小时。第二，团员生活必需之衣、食、住由团体供给，团员所需的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惟书籍为团体公用。第三，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

　　工读互助团这一新生事物曾受到当时社会各方人士的关注，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王光祈等人先后到团里看望大家。他们一边坚持读书，或是在北京大学等校选修课程，或是请一些名流讲学授课，一边坚持劳动。然而团内每个人对工读互助社会的理解各不相同，很快引发了思想冲突，后又产生了经济危机，无法再继续维持下去，就这样“工读互助团"的使命结束了。

　　在工读互助团期间，陈公培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主张不要政府，不要强权，不要宗教，不要家庭，不要姓名，更名吴名世、无名，后来又按无名的谐音取名“吴明”。“无”与“旡（ji）”又十分形似，于是也就又派生出“旡名”之称。

　　陈公培还是《星期评论》52位作者之一。《星期评论》是戴季陶、沈玄庐等三人于1919年6月8日在上海创办的。1920年6月6日宣布停刊，共出版了54号。《 星期评论》是我国五四运动期间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第一家革命刊物。问世后，立即在社会上激起强烈的震撼。思想舆论界密切注视，盛赞《星期评论》是我国宣传进步思想最有力量的刊物之一。

　　至今查到，陈公培最早撰写的文章，就发表在1919年10月5日《星期评论》上，题为《女子的新监狱》，署名“无名”。此间，陈公培与《星期评论》社主编之一的沈玄庐先生已相识，并互通书信。

　　1920年3月工读互助团解散后，3月27日俞秀松、施存统就去了上海，他们找到曾在浙江一师当过先生的沈玄庐，经他介绍，二

　　人到了位于上海白尔蒲路三益里17号的《星期评论》社工作，并住宿那里。

　　为了留法勤工俭学，陈公培随之也赶到上海，很快就与先期抵达上海的俞秀松、施存统等一些思想先进分子保持着密切联系。此时陈独秀正在上海积极开展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俄共（布）远东局派遣维经斯基等人也正好由北京大学李大钊介绍，来到上海会见陈独秀。陈独秀在渔阳里2号家里和《星期评论》社分别举行过多次座谈会，探讨苏联情况，酝酿商议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问题。陈公培就这样顺理成章地第一次有缘走进渔阳里2号，参与了陈独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创建系列活动。

　　上海渔阳里2号，现在许多人并不甚熟悉，它曾是辛亥革命时期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公馆，建于1912年，地处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它是一幢一正一厢二层楼，砖木结构，坐北朝南，外墙门楣上方有高高的“A”字型灰色砖雕醒目门檐，典型的旧式石库门住宅。陈独秀曾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与柏文蔚早就熟识。1920年2月陈独秀由天津秘密南下到上海后，不久就顺利地住进了渔阳里2号。从此，渔阳里2号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的诞生地，中共中央机关第一个驻地，同时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首个出版物《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

　　1920年6月，陈独秀召集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五人，商讨建党事宜，起草了党的纲领，确定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历史中的一件开天辟地重大事件。《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是这样记载的：“1920年6月，他（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据俄罗斯俄文原始档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记载：“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5个人。领导人是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

　　陈公培在1956年12月所写《关于上海建党和旅欧勤工俭学的回忆》一文中是这样记录的：“1920年春，施存统去上海，住在《星期评论》社里。不久我因想到法国去，也到了上海。这时陈独秀在上海。孙中山先生当时也在上海。《星期评论》社里，有沈玄庐、李汉俊等。当时第三国际的代表乌金斯基（中国名字叫伍丁康，据说是共产国际

　　远东方面的负责人）在上海，他大概找孙中山先生谈过话。我在这年的五一以前，在《星期评论》社碰到他，他和我们一起座谈过，参加座谈的有他的翻译杨明斋（山东人）、戴季陶、沈玄庐。陈独秀。徐谦（徐是临时碰上的）和我。谈苏联的情况（那时我们很想知道苏联的情况，极想和苏联取得联系），此后在陈独秀家里又座谈过一次，共有十个人参加，陈独秀外，有沈玄庐、刘大白（后来反动）、戴季陶、沈仲九、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还有一个女的和我。戴季陶最投机，两边挂着，哭哭啼啼（李达当时还在日本，陈望道在杭州，都未参加）。这次会是1920年夏举行的，作为组织共产党的准备，搞了五六条章程，很简单。第一条好像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会前经过一些解释，后来大家也都同意了。当晚，施存统去日本（不是会上决定他去的，而是因肺病到日本去疗养），由李汉俊、戴季陶把施介绍给宫崎寅藏的儿子宫崎龙介。施在日本做过些串联工作，李达、周佛海当时都在日本。我不久去法国，法国后来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有很多好同志。”

　　1916年6月8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创刊，由邵力子主编，所刊文章主要是提倡推翻旧文化、旧文学、旧制度，向新文化进军，与旧社会作斗争，主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大力宣传马列主义，介绍革命理论。它与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号称全国“三大副刊”。陈公培在上海停留时间虽然短暂，他依

　　然抓紧一切时间宣传马克思主义，短短近两月，他撰写了《与奴才作奴才的奴才》《我们应当作什么工?》《欲望与道德》 等四篇文章和数首赞美劳动人民的诗歌，发表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文中鲜明指出当前社会是被少数资本家寄生虫所垄断，资本家掠夺被雇佣人的剩余价值，号召朋友们“不要替那些猛兽和寄生虫守门!我们一

　　齐将他们打倒，冲进工作的乐园去！”

　　他启程去法国前夕，陈独秀还亲自给在法国的延年、乔年两个儿子写信，托陈公培带到法国。

　　1920年6月25日，吴明（陈公培旅法用名）由上海乘法国邮轮“波尔多斯号”，踏上赴法勤工俭学行程。1921年4月他收到陈独秀从国内发来的信函，让他到巴黎去找晚于他之后抵法国的张申府，由此，在法的五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刘清扬、吴明全部联系上了，早期旅法中国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

　　1921年10月14日，吴明、蔡和森、李立三等104人因参与“争回里大”的斗争，反对当时法国当局与中国政府相互勾结，被法国

　　政府强行穿上囚衣，遣送回国。在临行前夕，关押在军营中的吴明如饥似渴地第一次读到由外面同学转来的国内建党后的第一期《共产党》期刊，手捧这本从未见过的刊物，倍受鼓舞。陈公培是104人中唯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了尽早与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取得联系，船抵香港后，吴明、蔡和森、李立三为首的22人，在

　　香港船员帮助下，顺利下船，直奔广州，此刻陈独秀已回上海。吴明、蔡和森、李立三等6人又折回香港，重新乘船赶往上海。

　　1921年12月11日，他们抵达上海后，由共产党员吴明引领蔡和森、李立三，再次走进渔阳里2号，拜见陈独秀。吴明向陈独秀亲

　　自汇报了法国情况，蔡和森和李立三向总书记汇报了本人思想，他们还一块商议了成立旅法党组织问题。这次重要会见中，中央局当即批准了蔡、李二人的入党要求。建党初期干部紧缺，会上就当即安排蔡和森留在上海中央局工作，李立三回湖南从事工人运动，吴明去海南岛开展建党工作。

　　陈公培在不断学习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过程中，同时积极参加了各种革命实践活动，最终放弃了无政府主义，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作者系陈公培外甥女，原北京中广电广播电影电视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退休）

责编：胡什

来源：长沙县融媒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