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120周年“任弼时与中国共产党”学术研讨会4月22日在岳阳市举行。任弼时纪念馆副研究员唐晴雨撰写的《论任弼时同志的“骆驼精神”》入选该学术研讨会并获评优秀论文,得到了与会专家领导的一致肯定。中央党史院在论述“骆驼精神”时也援引文中观点。汨罗融媒特此刊发,让我们一起感悟“骆驼精神”,激发奋进力量。
论任弼时同志的“骆驼精神”
唐晴雨
内容提要:任弼时同志的崇高风范铸就一座精神的丰碑。任弼时英年早逝,毛泽东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并号召全党向他学习。他的革命精神被誉为“骆驼精神”,其丰富内涵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以身许国,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思想品质;胸怀天下,敢于斗争的革命气概;负重奋进,至死不息的使命担当;依靠群众,团结同志的领导艺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骆驼精神”的时代价值表现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党的作风建设的一面镜子,青少年成长成才的精神食粮。
关键词:对党忠诚 开拓创新 胸怀天下 负重奋进 依靠群众
任弼时同志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三十年的革命生涯,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全部历史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青年团员,连任两届团中央总书记,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导师。他二十三岁走上中央领导岗位,与毛泽东等同志一起,积极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他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持久抗战总方针,为党和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核心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作出了独特贡献。他和周恩来等同志一起协助毛泽东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擘画了新中国的蓝图,为新中国的成立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任弼时同志因其“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善于在复杂的斗争中正确地把握航向”,“善于正确解决复杂的重大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立下很大功劳,他的坚强党性、牺牲精神和实在作风,更是为我们树立了一座精神的丰碑。他一九五零年英年早逝,全党陷入巨大悲痛之中。毛泽东主席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并号召全党向他学习。“他三十年奋斗不已、至死不息的自我牺牲精神”、“顽强对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坚持原则、服从真理的布尔塞维克精神”,为党和人民“树立了一个忠心耿耿、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的榜样”、“树立了一个坚持革命原则、百折不挠的榜样”、“树立了一个朴素切实、密切联系群众的榜样”,“树立了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性原则的典范”、“树立了贯彻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典范”、“树立了无私奉献、忘我工作的典范”。他被誉为“党和人民的骆驼”,他的革命精神被同志们形象地誉为“骆驼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如何在习近平党史学习教育思想的指导下,用好老一辈革命家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通过深入挖掘和本质剖析,提炼出思想的精华和人格的魅力,给新时代的党员干部以教育和启迪?笔者数年来专注于任弼时研究,在系统研读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任弼时传》《任弼时年谱》《回忆任弼时》《任弼时百周年纪念》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任弼时选集》等文献著作的基础上,对任弼时同志生平思想、历史功绩、个性特点、英雄形象的认识由浅入深,在撰写学术论文、回应领导专家学者考问、为专题讲座做准备的过程中,对“骆驼精神”的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进行过反复思考和提炼,现在把它整理出来,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骆驼精神的丰富内涵
任弼时同志以坚强的革命意志、高尚的思想品格、实在的工作作风,诠释了一位模范共产党员的崇高风范,他的革命精神被形象地誉为“骆驼精神”,其丰富内涵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身许国,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
弼时同志1904年出生于汨罗市弼时镇,从小爱学习爱劳动,性格坚韧,识量过人。他在小学作文《爱群说》中写道“故人必有爱国之心”,“爱国必先合群,合群必先爱群”,“人不爱群,尚禽兽不若。吾国之弱者,亦由无爱群心,每受外人之压制”。在一师附小读书时,从地理课本中看到近代以来我国割让了很多土地,他“痛哭流涕”,在作文《我国割让地之痛言》中写道:“我辈对之,当如烈火之烧心,众镝之丛体,芒刺之负背”,立志卧薪尝胆,收复国土。在高小毕业作文《言志》中,他写道:“故吾志习工业,以图工业振兴,改良制造,以强我中国”。
1921年5月赴苏俄学习,出发的当天上午,他给父亲回了一封家书,写道:“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惟祷双亲长寿康,来日当可得览大同世界,儿在外面心亦稍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弼时表达了自己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拳拳赤子之心,并表达了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念。
(二)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
任弼时的同窗好友萧劲光同志说:“他在确立一种信念之后,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强毅力实在惊人”。萧劲光回忆,两人离开长沙一起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一同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任弼时化装成理发匠,萧劲光化装成裁缝,一同前往“列宁的家乡学习革命”。在西伯利亚过红白交界关卡时,弼时因为感冒被白匪以“鼠疫患者”为由扣留。他一个人走路到下一站,凭着沉着、镇静和随机应变能力,摆脱盘查过了关卡,赶上了队伍。
弼时同志两次被捕入狱,遭受酷刑,背上被电刑烙出两个拳头大的洞,但他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留守中央结束后,中央派任弼时赴安徽巡视工作,处理芜湖市委反对省临委的风潮,10月15日在南陵县香油寺参加城关地区党团骨干会议被捕。敌人对他“踩杠子”施“夹棍”,任弼时始终咬定自己是长沙伟伦纸庄学徒胡少甫,来南陵收账,后经组织和汨罗人共同营救,年底出狱。在陈琮英往来奔走营救的过程中,第一个女儿苏明感染风寒夭折了。1928年11月17日冒雨参加江苏团省委扩大会议,在公共租界华德路竞业里被捕。任弼时在惨遭电刑回到牢房后,对同案的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长周朴农说:“朴农同志,我们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经得住考验,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
整风运动的准备阶段,毛主席请弼时同志写一篇关于党性的文章。在《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这篇光辉文献里,任弼时提出五个测量党员党性的标准,其中“用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为党的利益服务”是测量党员党性的第一条标准。任弼时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反对罗章龙、王克全等人的小团体分裂活动,主张开除反对六大路线的马玉夫的党籍,长征中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推动三军大会师,抗战初期为反对王明我行我素妨碍我党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施行而出使共产国际,解放战争中拖着病体大量调研写出《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纠正土改中的“左”倾偏向等等,终其一生,都是在“用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为党的利益服务”,无不体现了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
(三)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思想品质
1933年5月,任弼时赴湘赣担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当时在“左”倾路线的指导下,“肃反”严重扩大化,错杀了不少好同志。任弼时同志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了解事实真相,保护了王首道、张启龙、张爱萍、江文等一批干部。
他从不做没有调查研究、不了解情况、不符合实际的讲话和指导,他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做调查研究。陆定一评价任弼时:“他不怕麻烦和善于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的优良作风,使他成为全党全军所热爱的领导者”。和他共事十年的原西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贾拓夫说:“他对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毫不急躁,非常镇静,都是经过深思熟虑,详加分析研究,然后决定工作的方针或政策。这一点是我们和他在一起工作中感觉最深刻的一点,他在许多问题的处理中都能使同志们感到是最稳当的。”
发扬干部和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在党的路线与政策下,按照具体情况,独立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大胆地创造事业,这是弼时同志领导革命工作的一个基本方法。他认为,积极性和创造性,和对党的忠实性和坚定性“都相互影响着,相互制约着,相互促进着”,也是共产党人的一种党性,应该到实践中去养成。
在红二、六军团反“围剿”积极分子会上,他分析反六路围攻取得胜利的经验:“第一,是由于我们红色战斗员、指挥员的英勇果敢、不怕艰苦、坚决奋斗的牺牲精神和我们干部的组织创造才能。”在边区高干会上谈到“转变领导方法,建立新的工作作风”时,他强调“必需富于创造能力,发扬干部和党员大胆创造事业的精神。在一县一区一乡工作的同志,都要学习善于按照当地群众的需要和可能的条件出发,去独立的创造事业。” 在指导边区经济建设,探索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时,他指出:“随着边区生产的发展,就产生许多新的需待我们解决的复杂问题……我们过去对这些建设中的新问题是缺乏经验的。但是,这些问题今天又已经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那就只有依凭我们的决心、努力和创造精神,从摸索中去发现其规律性。”
(四)胸怀天下,敢于斗争的革命气概
弼时从小以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为楷模。他在《试述诸生入学之志》中写道:“时鲁国世乱,孔子乃为鲁相,数月而国大治”,“吾人可以效之”。在《追悼蔡松坡先生感言》中写道:“起义云南,独立支持,百折不回,卒能铲除帝制恢复共和。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吾人可不急起直追,继公之志乎?”治水的大禹、通西域的张骞、“由一僧人而能建功”的朱元璋都是他的偶像。
受到湖湘文化的熏陶,英雄人物的激励,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弼时同志胸怀大略,放眼世界,有着一往无前的革命气概,为革命百折不挠,奋斗到底。
萧克回忆:“艰苦转战的岁月,他给我留下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他善于洞察战略大势,能够驾驭战争发展变化的趋势,正确地选择战略方向,确定战略方针。”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湘赣红军也屡战失利,苏区被分割,回旋困难。一天,任弼时对他说,中央红军可能要向西,湘赣苏区红军也可能转移。七月底,中革军委训令湘赣红军转移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弼时率红六军团先遣探路。十月中,中央红军也开始战略转移。
一九三七年三月,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任弼时认为,要估计到日本破坏中国的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和蒋介石并未脱离中间的立场,“将来趋向怎样?这主要靠斗争。”“我们应巩固我们的武装,争取民主权利,这一个为我们的工作中心,在这工作中来争取我们的领导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战败投降,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的力量对比起了变化,这对中国的抗战会发生什么影响呢?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形势。任弼时在会上发言认为:德意力量增强,反苏的危险将会增加;英法锁链打破,其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将会发展;日本将利用欧洲有利形势,压迫中国投降,在太平洋地区进攻英、美、法殖民地,日美矛盾增加,美为牵制日本将支持中国抗战;国民党亲日派存在投降危险。他强调,既要反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又要坚持长期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
(五)负重奋进,至死不息的使命担当
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形成,国内急需干部,任弼时回到上海,从此成为中国“革命的老黄牛”。
这年冬,父亲病故,因忙于筹备青年团三大未能回家奔丧。单身住在上海的任弼时不便公开活动,与中共领导人的联络需要助手,党组织批准他回湖南把未婚妻陈琮英接到上海建立家庭。买好了船票准备启程,中共中央突然通知他去北京出席中央特别会议。他放弃探亲,改道北上。
由于弼时具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在团的工作中表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六大前夕,周恩来、瞿秋白五次提出调任弼时到临时中央工作。任弼时和李维汉、罗登贤留守中央,指导国内工作。他停止多地暴动,指导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修订《军事工作大纲》,起草《城市农村工作指南》,对于革命低潮时期的党组织适应新形势,坚持韧性斗争起了重要作用。任弼时在安徽遭受国民党自卫队的酷刑,出狱不到一月,即上任改组的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在上海遭受公共租界巡捕房密探电刑摧残,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洞,出狱十天即参加政治局会议。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共产国际来信指示:中国已经进入直接革命形势,“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以武汉为中心布置暴动”,派任弼时去武汉先行巡视。经过巡视,任弼时反对李立三布置全国暴动的方案,与李进行了三次争论。他的意见受到批评,但弼时同志仍然服从组织决定,以画像师身份作掩护,在血与火的等待中出任湖北省委书记。盲动路线指挥下,一批批革命者流血牺牲。任弼时坚守长江局和武汉市委,聚集力量,布置工人经济斗争,保留了武汉三镇的革命火种。在蒋介石大军进攻苏区的形势下,为加强苏区和红军的工作,他受命撤回上海,担任中央代表团负责人和中央局组织部长,前往中央苏区,在国民党军事围剿的炮火中组织召开苏区党的一大和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建立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周恩来同志说:“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格”,这句话成为他的亲密战友任弼时一生的写照。
(六)依靠群众,团结同志的领导艺术
弼时同志认为“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是测量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我们党是为无产阶级、为广大劳动群众谋利益的党,是领导广大群众为自身求利益求解放而进行革命的党。党的力量在于它与广大群众有密切联系,在于得到群众拥护,脱离了群众,失掉了群众,就失掉了基础,失掉了力量。“少联系一个人,便对党减少一份力量。”
支部要成为群众中间的核心,“要经常讨论并注意周围广大群众利益的争取。”在工作中碰了钉子,工作推不动,就要研究其原因,从中去学习领导群众的方法。“领导群众的艺术,就是在于去了解群众中一些实际问题,而给以适当的及时的处置,满足群众的要求。”边区高干会上,弼时指出,在盐的统销上,卖出和购进的价格相差太大,广大运盐脚户不能获利甚至亏贴,批评物资局“是一种没有群众观点、损人利己的国民党式的剥削思想”。在《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中,他强调“在一切工作中,都要从照顾群众的利益出发,从照顾群众的经验出发,从依靠群众的力量出发。”
他关心同志,团结同志,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是广大革命者的良师益友。弼时同志公道正派,对待干部一视同仁。他以“严肃的原则性与和蔼可亲相结合”的态度对待干部,“善于以党的政治思想和方针政策来教育干部,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正确处理同志关系。”“坚持原则而不激动,议论不多而思虑周祥”。弼时同志时时刻刻注意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对犯错误的同志,从不歧视和残酷打击,而是耐心细致的进行说服教育,“耐烦的细心原则的解释,同志关系的批评”,等待觉悟,给予改正错误的机会,团结他们共同工作。他善于从各个方面估量问题,发现问题,启发人的思想,使大家充满信心和希望。他善于在事前提醒你、警告你,使你避免错误,不犯错误、少犯错误。戴镜元回忆,“我常感到任何严重困难的问题,只要和弼时同志谈过,就感到轻松愉快,有了办法,有了力量”。李达回忆,“在领导作风上,弼时同志始终是循循善诱,不急不躁,经常以自身冷静的头脑与不断说服的精神来启发教育和扶持被他领导的同志,并善于将各方不同的分歧纳诸正确的道路。”
长征途中,他独当一面,以高超的斗争艺术挫败了挟兵自重的张国焘分裂行径,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弼时同志一方面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一方面又避免破裂不使他感受特殊刺激,团结他共同北上。与张国焘日则同吃同行,夜则同坐同宿,耐心地做张和四方面军高级指挥员的工作。求吉寺会议上,他引导大家把眼光放到当时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上来,陈昌浩自此思想有了很大变化,后来他反对西去主张,坚持北上方针,率先锋部队夺得岷州一线,率先提出北出通渭、静宁、会宁,与一方面军南北夹击胡宗南西进部队方案。经过细致耐烦有理有节的思想斗争,任弼时和朱德等同志推动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实现三军会师,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七)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他有民主平等的作风。他平易近人,喜欢听取来自群众各方面的意见,就是一些反对的意见他也愿意听。他从不打断别人的话,不论是向他报告,或请示工作,或谈个人问题,他都会凝神聚目耐心地听你讲完你所要说的话,然后周详的全面的了解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用商量的口吻说:“你看这样好不好?”“是不是这样的?”他善于采纳正确的意见,对同志热情诚恳,以理服人,使大家觉得可亲、可敬、可以信赖,什么都敢对他说。
凡是和他一起工作或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他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他长期抱病担任繁重工作,身边同志劝他休息,他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担,能坚持一百步,就不应该走九十九步。他交代身边工作人员,凡事不能违反制度,当干部的一丝一毫也不能特殊。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新中国的建设”,“反对那种以为战争结束就可以享福的论调”。
二、骆驼精神的时代价值
骆驼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弘扬骆驼精神,可以教育引导广大党员群众树牢理想信念,汲取智慧力量,涵养优良作风,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抱梦想踏实地,敢担当肯奋斗,发挥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一)骆驼精神是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牢记党的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如何以中共中央印发的《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为基本遵循,整合资源,发挥优势,完成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我们认为应该用好“骆驼精神”这本生动教材。
弼时同志经历了建党以来几乎所有的大事。“他是模范的共产党员和中国共产党的最好的领导者之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弼时同志三十年努力工作和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是分不开的。”全面系统学习党史,离不开了解弼时同志波澜壮阔的一生,就要用任弼时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指引方向。
弼时同志具有坚强的党性原则。在担任团中央总书记时期,反对“先锋主义”“第二党的倾向”,坚决把团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在边区高干会上,他说“没有思想和意志上的一致性,就不会有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要克服那些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建立起一元化的领导。”他提出“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出和解决革命运动中的实际问题”,“吸收新条件新环境下正确解决了问题所获得的经验,来发展丰富马列主义科学”,“创造新原理代替过时的原理”。学习和运用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就要学习任弼时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理论创新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和创造精神。
弼时同志做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他提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我们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那我们也是不会胜利的,而且也一定要失败的”。他总结了“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达到完全自给”“公私兼顾,互助合作,一致对外”“厉行节约,建立家务,备战备荒”三条方针来指导经济建设。这些思想对于引导党员在为民服务上力行、在推动发展上力行仍有重要启示。
(二)骆驼精神是作风建设的一面镜子
党风问题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二十大报告强调常态化长效化推进作风建设。任弼时躬行一生的优良作风,是广大党员干部观照自己、改进作风的一面镜子。
弼时同志信念坚定,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他随时准备用生命去殉事业。他一心只有党和人民的利益,从不计较名誉地位,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一生坚持原则,坚持严格纪律,敢于向任何错误倾向作斗争,从不考虑个人安危,为革命百折不挠,奋斗到底。
弼时同志坚持人民至上,密切联系群众。“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是弼时同志终身的追求,密切联系群众是弼时同志终身的习惯。他说,“饿肚子饿不掉为群众服务这颗心”,“损害群众利益是我们的耻辱”,“人民群众的支援和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任何英雄好汉离开了群众,是不可能做好任何一件工作的”,“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他认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强烈的群众观念,他的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
弼时同志痛恨官僚主义作风。在《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的讲话中,他强调要抓住工作的中心环节,彻底转变老一套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倾向,建立正确的领导。对于官僚主义的坏作风,应当开展群众的斗争来反对。对极少数思想上已经退化了的官僚主义分子,必须从政府、军队和党的机关中排除出去。
(三)骆驼精神是青少年成长成才的精神食粮
青年工作是战略性工作,如何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群众的引路人?朱老总说“弼时同志不仅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战士和政治家,而且是青年最亲密的导师。他一生为革命奋斗的历史,永远值得后辈青年同志们学习。”新时代青少年应该向任弼时学习什么?
刻苦学习的终身习惯。在山西抗战前线,一到宿营地他就坐下来看书,读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他说“要革命就必须学习”,做到“理论与实践统一,学习与工作一致”。
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无论是赴俄途中遇到日本兵的阻挠,还是在租界遭受外国巡捕的酷刑摧残,无论是在苏区受到极左路线的“严重警告”,还是在湘鄂川黔深陷几十万敌军围攻,他总是坚韧不拔,百折不挠。
实事求是的思想品格。木黄会师前后,李德操控的中革军委脱离战场实际,指令二军团留在黔东,六军团去松桃、黔城、凤凰地域建立苏区。由于黔东特区不巩固,两军分开势单力薄,易遭各个击破,六军团孤军深入,一时难于立足,果断决定两军融合,发动湘西攻势,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有力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沉着冷静的个性修养。1915年,不满十一岁的弼时跟着父亲走路到湖南一师附高小读书,九十里路,脚板磨出了血泡,为了不让父亲难过,他忍痛没吭一声。“他头脑冷静,思维缜密,办事细致周到,善于正确解决复杂的重大问题。”
作者:唐晴雨
责编:张咪
来源:汨罗市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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