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君录刘坤一《黄挹云先生墓表》共赏，感慨良多，不揣冒昧，赘言一二于后。

被誉为“东南半壁，擎天一柱”的刘公，两度宰两江，位高权重，却不忘师恩，墓表中尊师重道殷殷之情，溢于言表。然文中令人最为拍案惊奇者，除意在悼念外，个人以为更有其对于为人肯否的观点、对世事针砭的慨叹。

且看公于其师挹云先生的摹状：“师性刚疾恶，不乐与世俗俯仰，朋友有过，则面折之，无少讳。素豪饮，好剧谈，每酒酣，议论激昂，凡生平所不快者，辄奋髯大骂，或即席赋诗丑诋，瞬易数纸，皆深恶痛绝之词，坐客为之汗下。顾中无城府，即愚不肖亦推诚相与。且奖励后进，谆谆如恐不及，以是人多敬而爱之。”从这段话中，挹云先生那种情商全无、毫无变通、性情中人活脱脱的传统儒生形象跃然纸上。

无独有偶，公之父与其老师竟然是一路货色：“师於先君尤投契，日共杯勺，欢若一家……先君偶以飞语触怒邑侯，将行申黜，而师力持之。”先生与先君竟然如此意气相投，俨然一副愤青情状，这也给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以佐证。由此而联想到先前的、后来的像鲁迅先生等一干众人也大都是这副德性，以至于迅哥在称颂这类人的同时也自诩为“民族的脊梁。”

刘公是赞赏先生的性情的，也是首肯先君的傲骨的。

作为一个教书匠和主管一方教育的教谕，挹云先生是再称职不过：广膏火（资助贫困生）、设程式（设立章程规范办学行为)、训迪勤（对学生敦敦教诲）……更巧的是，在李沅发作乱时，“师倡率诸生练团，集饷以助官军，事平并筹所以善后之策……”而刘公后来趁势而起平定洪杨，这岂不是复制了其师的过往？暂且不论是时势还是巧合，事实摆在那里，也真是有其师而有其徒了。

我更敬佩于刘公文中的识见：“呜呼，仕途显晦何常？而人品之高卑要自有定，近世士大夫利欲薰心，脂韦成习，每伺上官之喜怒好恶，曲意承迎，即颠倒是非亦在所不惜，而当事者悦其阿谀之态，谓为通敏多才资，其狡狯之奸谓为深沉有智，藉立尺寸微效极力推之挽之，由是跻高位、据要津，遂诩诩然，自以为操朮之工，庸流竞起效尤，一时遂成风气，可胜慨哉？孔子以足恭为可耻，孟子以机变为无耻，如余师之直行己义，磊落光明，虽负倔强之名，以一广文终老，而视若辈之毁廉隅图侥倖，诚魑魅魍魉之不如矣。”

初读这一段时，不禁让人哑然。因为孤陋，我总以为像刘公这么大官的人，是绝对不会有如此一番言论的，身处其中又言其污垢，这又是何故？思来想去，刘公凭文才武功的实力身居高位是名至实归，然谄媚者凭“足恭”和“机变”“跻高位、据要津”者更不在少数。公鄙夷谄媚之徒的得意、悲怜先生的怀才不遇，而故而对先生“直行己义，磊落光明，虽负倔强之名，以一广文终老。”的命运发出感叹也就顺理成章了。

公做此表时，恰是解官自南京回新宁赋闲之时。久经官场，几番浮沉，又一把年纪了，按理说应是神闲气定、超然物外的了，但刘公毕竟是宰辅人物，所忧者国家、民族、天下，而非完全个人进退。眼见清廷官场腐败、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心有郁积有感而发，自是情理之中。他的暴露官场的“显晦”，并不完全是发个人牢骚，所言者，乃天下衰亡之道。从这个角度而言，刘公此时对清廷的认识是客观而清醒的，但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刘公去世后不到十年，革命党兴，清廷倾覆，也是自然之理。

作者：蒋双捌

责编：张宇昕

一审：张宇昕

二审：林愉杰

三审：文武

来源：新宁县融媒体中心

专题美文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