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夏，游世雄、赵书良受湘粤赣特委和支队总部派遣，率游击支队100余人赴西边山建立新的游击区。进入汝桂边境桃寮时，遭国民党军和胡凤璋保安团400余人阻止，双方激战一天，游击队抢登了石牛山险地，打死敌军3人，突破敌军桃寮防线，进入汝城南洞境内的吊狗寮。桃寮战斗后的第三天，敌军调集汝城、资兴、桂东三县武装约800人围攻吊狗寮，妄图在此消灭游击队。第八区保安副司令胡凤璋亲自督战，战斗极为激烈，吊狗寮一带硝烟弥漫，枪声不断。游世雄沉着指挥，命令游击队：“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不瞄准不开枪。”激战一天，毙敌5人，缴枪5支，其中毙敌排长1人，游击队突破敌人包围进入了西边山。
红军游击队进山后，会合了牛皮江一带的原红独四团的顾星奎等10余名战士。其后，游击队在西边山宣传发动群众，站稳脚跟，打开局面，并帮助建立了西边山中心苏维埃政府，钟为忠任主席。中心苏维埃政府下辖5个基层区苏维埃政府，一区两水口，二区山脑子，三区蛤蟆塘，四区打狮老容，五区罗家寮，其中三、四、五区基层政府在汝城境内。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群众积极参军参战，筹粮筹款。游击队从70多人扩充到200多人，编为一个大队、三个中队，游世雄任大队长，顾星奎、杨汉林、肖国天分别任中队长。10月，国民党对东西边山进行第二次“围剿”。游世雄率西边山游击队突破包围圈后转移酃县，于酃县大院西坑与周里的东边山突围游击队会合，队伍只剩200余人。按照特委书记陈山俘前写给周里“司令员蔡会文已牺牲，我也挂了花，请周里同志代理特委书记，担任党和军队的领导工作”的手令，特委成员进行了调整。周里代理特委书记兼游击支队政委，游世雄负责支队的战事指挥。队伍短期休整后，游世雄率游击队返回了西边山。迅速恢复了洪水山营地，重建了游击队练兵场，抓紧时间训练队伍，游击队军事素质不断提高。1936年1月，根据湘南特委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斗争”的指示，成立了中共西边山边区委员会（简称边委），游世雄任书记，杨汉林任副书记，赵书良、王赤、顾星奎、王佐凡、彭寿祺、陈奎为委员。边委下设汝城、桂东、资兴三个工作团，分别负责各地党组织恢复和游击武装斗争工作。汝城地区工作团负责人王佐凡带领工作人员郑成工、黄固，尚有才、郑耕科等赴汝城北乡开展游击活动，帮助地方恢复党组织，发动青年参军，打击土豪劣绅，为游击队筹粮筹款等，工作很有成效，游击区不断扩大。边委成立后，作出五项决议：1.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保护工农利益，实行土地革命；2.打倒贪官污吏，取消一切苛捐杂税；3.拥护少数民族，保护少数民族利益；4.拥护党中央号召，拥护野战军抗日反蒋的斗争；5.打倒汉奸卖国贼，没收汉奸卖国贼的财产为抗日经费。同时，边委还成立了肃反委员会，顾星奎任主任，陈奎任委员。不久，得知安（仁）、茶（陵）、酃（县）、永（兴）边界的潭湾有游击队活动，且湘南特委机关也在潭湾，游世雄便率队奔赴潭湾。1936年5月，湘南特委和湘粤赣特委在潭湾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撤销上述两个特委，成立湘南军政委员会及其领导的新湘南特委，徐克全任湘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周里任副主席兼新湘南特委书记。并决定以潭湾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6月上旬，国民党调集三个团的兵力对酃县潭湾地区进行重点“围剿”。面对强敌，湘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克全弃枪携款逃跑，湘南军政委员会随即解体。关键时刻，周里力挽狂澜，在潭湾土坡主持召开了新湘南特委紧急会议，决定改变“以潭湾为中心”的战略部署，特委也进行了重新分工，游世雄分管军事，并负责汝城、桂东一带的工作。期间，东边山游击区也迅速得到恢复，游世雄将湘粤赣边游击支队扩编为两个大队。第一大队由赵书良负责，以西边山为中心开展活动；第二大队由王赤负责，以东边山为中心开展活动。为解决游击队给养和武器问题，游世雄率游击队50余人夜袭汝城小垣矿警队，缴获长短枪10余支和军需物资一批。同年9月，国民党调粤军第一军第一师会同汝城、资兴、桂东等县的保安团、“铲共”队对湘粤赣边游击区发动第三次大“清剿”，东西边山游击区形势再度严峻。陈山叛变后返回汝城，暗中向国民党献策，建议“组织湘粤赣三省联防‘剿匪’指挥部，不分省界追剿”。国民党采纳了陈山的意见，成立了湘粤赣三省联防“剿匪”指挥部，并秘密委任陈山为联防“剿匪”副指挥。同年秋，受胡凤璋秘密派遣，陈山伪装积极，重返西边山游击队。因游世雄政治幼稚和思想麻痹，不久，陈山重新窃取了边委和游击队的领导权。一次，胡凤璋率部进山“清剿”游击队，密令陈山暗中配合。为让胡凤璋把游击队歼灭，陈山主张集中兵力迎敌打埋伏。游世雄正确估价了当时敌强我弱形势，坚决主张避敌锋芒，迅速转移洪水山营地，陈山阴谋未能得逞。后陈山感到无法向胡凤璋交差，趁汝城工作团团长王佐凡带队去汝桂交界的杉树坳村筹给养时，密令该村保长陈原仔将王佐凡等人杀害。王佐凡到达杉树坳村后，陈原仔会集村中地痞，趁招待吃饭之际，用酒将5人灌醉，然后持斧将5人砍死。王佐凡等人遇害后，湘南特委重组汝城工作团，任钟为忠为团长。为瓦解游击队，陈山到处散布悲观论调，鼓吹享乐思想，叫队员们不要再在山上受苦受罪了。同时，还在内部制造矛盾，唆使通讯员李书福枪杀了新战士郭某。年底，第三次反“清剿”斗争进入最残酷最艰难时期。国民党加大了“清剿”力度，步步逼进游击区中心，同时大量组织听声队、跟脚队、看烟队，严密监视游击队的活动。一时间，西边山境内狼烟四起，枪声不断。为保存实力，部队尽量昼伏夜出，分散行动。出入时，注意清除脚印，有时故意将鞋倒穿留下脚印或丢下军用物品以迷惑敌人；煮饭时尽量烧不冒烟的柴，一餐做好一天的饭，或趁清晨大雾弥漫时煮饭。没有粮食时，也不随意进老百姓的家，而以野菜、野果充饥。当时，在西边山的田边路旁，生长着一种叫“红兵菜”的野菜，叶嫩味苦，游击队常采来充饥。老百姓说是红军带来的种子，故叫“红兵菜”。由于敌人天天搜山，游击队居无定所，常一个地方住上几天，又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最难熬的是冬天，队员们冻得全身发抖，常躲进山洞里烤火。在艰苦的岁月里，游击队几乎过着野人般的生活，没有棉衣穿，没有换洗的衣服，身上长满虱子，大家围坐在一起，边烤火边脱下衣服捉虱子，把虱子丢到火堆里烧得啪啪响。尽管处境艰苦，游击队仍信念坚定，顽强地坚持斗争。为打开局面，鼓舞士气，1937年1月，游世雄率队先后袭击了国民党西边山木丘和资兴龙溪场下等据点，毙敌30余人，俘敌20多人，缴获长短枪55支、手榴弹3担、子弹3万余发和一批军用被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改善了部队装备和给养。1937年2月，西边山肃反委员会接到湘南特委关于“陈山在治伤期间已经叛变”的通知，立即在洪水山营地召开反腐化篝火会，揭露陈山叛变革命和屠杀游击队员的罪行。后经湘南特委批准，在洪水山营地处决了陈山。其后，根据地形势更为严峻，游击队被迫再次突围离开了西边山。游击队撤走后，西边山中心苏维埃政府也遭国民党军队破坏，政府主席、汝城工作团团长钟为忠、队员钟桂馥等在袁家冲伏击战中壮烈牺牲，赤卫队长李纪风被俘押至郴县杀害。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经湘赣特委研究决定，湘粤赣边游击队秘密隐蔽，暂停活动。1937年春末，国民党忙于其它战事，“清剿”大军离境，游世雄率部三进西边山。游击队总结过去经验教训，将队伍化整为零，分散活动。4月14日，游世雄以湘南特委代表的名义给东边山区委发出指示信。信中分析了斗争形势，部署了当前工作，在谈到组织问题时说：“为健全东边山的工作，特调王赤同志任东边山区委书记兼第二大队政委，朱正增同志为团委书记，游雪高同志为第二大队大队长，其他干部由王赤同志及区委负责斟酌分配。西边山区委名目取消，仍组织特区委，以顾星奎同志为书记，团委书记由曾昭墟同志担任。并组织一新兴区委，由邹云雄同志任书记，郭庚养同志任团委书记。凡一切地方党的工作，各区委都受特委和湘南代表的指挥……支队部以赵书良同志为支队长，我因别的工作关系，暂责成罗新成同志代理政治委员。”同年6月，胡凤璋又率保安团600余人“清剿”西边山。游世雄指挥游击队与胡凤璋在大山中兜圈子，捉迷藏，尽量避开敌人，保存实力。一天，游击队于松坑一带与汝城保安团相遇，双方发生激战。由于保安团火力猛烈，大部分队员被打散或壮烈牺牲，游世雄带领少数队员乘夜沿山路向东茅垅方向撤退。这是游击队进入西边山以来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战斗，游世雄的妻子范惠香及数十名游击队员伤亡。当时，范惠香身背不满三个月的小孩游怀春，行动迟缓中弹倒地，压得婴儿大哭。敌人知道范惠香是游世雄的妻子和小孩后，便将她的头颅和婴儿游怀春送郴县保安司令部邀赏。郴县保安司令部将范惠香头颅挂于城头示众，将小孩作为人质羁押。后在汝城、资兴、桂东、郴县等地张贴布告，以此胁迫游世雄率游击队下山投降。松坑战斗后的第三天，游世雄带着剩下的30余名队员潜回营地，收集余部，继续战斗。区团委书记郭庚养重返松坑战场寻找到了自己丢失的步枪回到游击队，后一些失散的队员也陆续回来。!/ignore-error/1&pid=9153735)
评论